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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2-06-20 06:05   来源:未知   阅读:

  对于我国刑法第88条追诉期限延长的法律后果,学界存在延长说、终止说与中止说三种主要学说,其分歧在于:发生该条事由,时效应“暂停进行”并待事由消除后“恢复进行”,还是“永久性停止”?我国1979年刑法制定过程中,多份草案曾基于“抗拒从严”的政策取向,将“永久追诉”之意注入“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规定中,由此形成的观点影响到对1997年刑法第88条的理解。终止说和延长说均是受其影响的例证。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前述观点并非不可逾越,比起我国1979年刑法第77条,1997年刑法第88条适用范围扩大,适用事由的对抗司法程度降低,相应地,对其法律后果的理解也应转向中止说。法定事由发生,时效暂停进行;法定事由消除,时效自各阶段办案期限届满之日恢复进行,终结于刑事诉讼过程的终点。以“时效中止”取代“时效延长”解读刑法第88条,较为合理。另有极端终止说,其在终止说的基础上提出认定“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八不论”主张,极端扩张刑法第88条的适用,此说明显不妥。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刑事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不仅需要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支持,也离不开刑事实体法的支撑。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推进,已经凸显了将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刑法进一步法典化的趋势为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法提供了契机。涉案企业合规制度融入刑法应坚守刑法的理念,保持刑法价值基础的一致性。刑法立法的重点是将合规从宽激励通过规范加以确认,以实现人们对合规从宽激励的稳定预期。在组织体责任的模式下,涉罪单位和涉罪单位成员应是相互独立的犯罪主体,应分别就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企业事前有效的合规管理不是单位犯罪积极抗辩的出罪事由,其直接发挥的是证明单位缺乏犯罪意志的作用,因而是单位犯罪的消极抗辩事由,可以在刑法中作提示性规定。而对于企业事后进行合规整改的,应提升为刑法中的法定量刑情节。

  公司法的制度创新不应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保护债权人是公司法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打造债权人友好型公司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提高公司竞争力,提升股东价值。主要从六个方面着力:一要充实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工具箱,实现事先预防、事中纠偏和事后救济的全过程保护,并确保公司法、公司自治法与民法典无缝衔接。二要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和公司登记制度,提高公司财务状况和治理信息的公示公信效力。三要夯实公司的资本、资产和人格三重信用,扭转资本认缴制滥用现象,恢复实缴义务最长期限,导入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四要明确公司设立失败和公司解散清算注销时相关责任主体对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提高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可裁性,充实债权人友好型的裁判和执行规范。五要坚持债权平等保护原则,也要在甄别债权性质和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公平合理的差异化保护政策。六要明确股东与目标公司的对赌之债无效,导入股东债权居次规则,确立侵权公司股东对自然人人格权侵权责任承担按份连带责任,预防和化解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债权人之争。

  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卢曼认为,法律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在运行上封闭、在认知上开放,与同样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经济、政治系统等,以及与心理系统之间保持着结构耦合的关系,这使法律系统面向外部环境高度敏感,从而实现共同演化。具体而言,结构耦合具有以下核心特征:它描述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涵括与排除的双面形式,造成各系统间的“共时性”。例如,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通过所有权、契约及损害责任的豁免建立结构耦合。通过立法特别是宪法,与政治系统建立结构耦合。通过主体权利、主观方面与心理系统建立结构耦合,形成了去中心化的社会图景。卢曼从系统论视角处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典问题,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颇具启发意义。

  (以上依据《比较法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荆楚法学》,张宁选辑)